l 因而，章学诚特别强调，六艺本经是不包含理论诠释的，只是后来解经之传升格为经，才有了理论解释，比如大小戴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易传》等都不是本经。
[68]苏辙也说：孟子学于子思。[37]由此可见，中庸精舍与一般的书院不同，其祭祀并非是依照孔庙礼制，而是一开始就以子思、孟子师徒为祭祀对象，并且是以子思为主要祭祀对象的。
子思、孟轲之说，著于《中庸》而明于七篇。伋，字子思，尝学于曾子，得圣道之传，著为《中庸》一书，垂之万世。由此，我们也可以从儒家道统中看到一定程度的开放性。宋度宗咸淳三年（1267）正月，终于下诏升曾子、子思配享，并封曾子郕国公、子思沂国公。提纲开蕴，乃作《中庸》。
疾行先长者，谓之不弟。韩愈对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之间师承连续性的揭示，虽然在宋代最终得到了广泛的承认，但是曾子在这个道统系谱中的地位仍然不时显得摇摆，因为子思是孔子裔孙，要建立起孟子和孔子之间的连续性传承关系，未必一定要通过曾子才能实现。思孟学派后来的道统地位绝非浪得虚名，是合乎儒家义理发展的内在理路的。
仲尼无所不包，……孟子则露其才，盖亦时焉而已《诗》《易》者，先王所存之言。29刘咸炘：《认经论》,《推十书》甲辑一，第34页。孔子著《春秋》，反对文胜质则史，主张文质彬彬，强调礼之所尊，尊其义也，使史、礼、文的精神得到真正的提升，摆脱了朴素的巫史形态，进入焕乎其有文章的礼乐文明。
11[清]章学诚撰、叶瑛校注：《文史通义校注·易教中》，第14页。《周官》中的官制既已为礼，《尚书》中的政令自然可视之为礼，而《春秋》虽在体裁上属于史书，但其对历史的评价标准却仍然是礼。
26刘咸炘：《认经论》,《推十书》甲辑一，上海：上海图书馆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1页。但《书经》和《周官》所记载的是官职制度和政令文告，何以亦视为礼？汉儒发现《周官》，称之为《周礼》，郑玄并视之为三礼中最重要的经礼，而称为《礼》之纲，其含义在于典礼中的各种原则正是政教的基本原则【50】，政教官制就是安排诸典礼的根据。故其数可陈也，其义难知也。袁枚在回书中反驳说：来书恳恳以穷经为朂，虑仆好文章，舍本而逐末者。
之所以今天讨论六经皆文说多从文学评论角度入手，这本身就是现代学术分科的结果。【28】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对《易》之为史，乃至六经皆史的阐释，则确有前人所未及者：《礼》记现在事，《书》《春秋》说已往事，《易》说未来事。但到了今天的学术与图书分类中，经学的位置却变得非常尴尬，因为在现代文、史、哲、政、经、法的学科分类中，并没有哪个是专门留给经学的，而经学中似乎又总有一部分可以纳入其中某个学科，如《易》似为哲学，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似为史学，《诗经》似为文学，《乐经》似为音乐学，而三《礼》则最难归类，《周礼》似为政治与法学，而其地官司徒部分似为经济学，冬官司空部分似为建筑学，《仪礼》则适合人类学研究，《礼记》中的《月令》当属历法学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又似为哲学。【46】其说又于《〈丧服郑氏学〉序》与《周易郑氏注笺释》等处反复申论。
后世不得见圣人，然后拾其遗文坠典，强而名之曰经，增其数曰六，曰九，要皆后人之为，非圣人意也。荀、杨非不谨也，而失于有严。
殷周而后，巫史皆属礼官。世界各大文明作为他山之石，也在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文明特征。
【25】章学诚所论六经皆史本有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：历史哲学与史官传统。《孝经》，礼之始，而《论语》则其微言大义也。（[清]丁炜：《〈武昌府志〉序》,《问山文集》卷1，清咸丰四年丁拱辰重刻本。52刘春霞：《刘师培的六经皆文说及其文章学史意义》,《安康学院学报》2015年第6期。如王充《论衡·佚文》言：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。此说自然可以作为文学理论来看待，却也是理解经书与其内容之关系的重要理论工具，其根源正是文质论。
要形成对经学更全面的理解，就不能忽略六经皆文说。那么，章学诚的独特之处在哪里？司马迁著史，已经说要通天人之际，在章学诚看来，通天人之际，绝非史家妄言，而是著史所必须的，不过天道变易并未落在抽象的哲学理论上，而是强调得其说而进推之，《易》为王者改制之巨典，事与制历明时相表里，其义昭然若揭矣【12】。
故治国之要，莫善于礼。此说虽然简单朴素，却蕴含着相当丰富的解释空间。
但既然说然后君子，则在修身乃至文明上也要做到文质相即。【55】今所见明确标出六经皆文四字的，最早应该不是唐桂芳，稍早的元代理学家郑玉说：以文章为学，古无是也。
六经之书博大精深，自然可以从不同角度、以不同理论来解读诠释。）后世以降，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，乃训经为法，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，乃训经为常，此皆经字后起之义也。因而，六经之为史，蕴涵了刘咸炘对时空哲学的理解。因为此时所强调的已不再只是史官对政教典礼的记录，而是这些记录中所呈现的文明结构与其基本制度。
16梁启超云：其史学，盖一种历史哲学也。史专记事，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。
不明经字之本训，安知六经为古代文章之祖哉。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，正是这一文明形态的产物。
而孔子所撰《春秋》综合这两个方面的指向，形成更明确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哲学，其后为司马迁、班固等继承，形成蔚为大观的史学传统。【34】刘氏此处不仅揭示出时人欲以六经皆礼说抗衡六经皆史说，而且进一步指出二说其实并无大的分别。
《诗经》《书经》，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。45曹元弼：《复礼堂文集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3年影印版，第125页。然比来见足下穷经太专，正思有所献替，而敎言忽来，则是天使两人切磋之意，卒有明也。37参见李才朝：《六经皆礼说考论》,《国际儒学论丛》2016年第2期。
《春秋》者，圣人之刑书也，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事，于万八千字之中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何其简且严也，虽以游夏之徒，未尝口授其微义，而独以同耻许左氏，故其传与语多得夫子之秘旨焉。31刘咸炘：《认经论》,《推十书》甲辑一，第30页。
当他批评前代史官著作的文胜质，是在写作的文采上要文质相即。回到文质的本义，作为质上的纹理，文是不能独立存在的，所以脱离质的文是不可取的，只有文质彬彬，才能真正实现文明的价值。
古代图书和学问的基本分类法是七略和四部。这一点与中国经学确实非常类似。
